最近，美國媒體發表文章稱美國成了廉價勞動力的供應地。著名的建筑機械公司Caterpillar在和加拿大分廠工會的談判中，居然要求把工薪減去一半。
工會抱怨：這等無理要求，甚至構不成討價還價的起點。Caterpillar則指出：這里不行就只好把工廠遷到其他國家。
不過，此次Caterpillar拿出來的候選地不是中國或墨西哥，而是隔著一條邊界、近在咫尺的美國伊利諾斯州。那里的工價還不及加拿大的一半。
這并非一個孤立現象，而代表著一個趨勢。這一趨勢，使我們重新檢視長期以來形成的定見：美國的制造業正在死亡，企業不外包就沒有生存的可能。
事實上，最近美國的制造業有回遷的潛流。對此，作為“世界工廠”的中國自然不能不加注意。
制造業回流，其實在這次經濟“大衰退”前就見端倪。當時油價猛漲，一些公司，特別是生產運輸成本較高的大件產品的公司，干脆把海外工廠遷回。
在美國本土設廠不僅節省了運費，而且離產品的銷售地近，對市場反應靈敏，大大減少了后勤環節中的拖延、斷供，多少彌補了工價過高的劣勢。
如果沒有這次經濟危機，油價肯定會更高，這一制造業回流趨勢估計也會愈演愈烈。后來雖然經濟危機把油價打下來了，但美元價值不停下跌，美國的勞工隨著失業率的增高越來越能夠接受低薪。
甚至像聯合汽車工會（The United Auto Workers）等等勢力很大的工會組織，在減薪談判的中立場都日益靈活。
房價的下跌也抑制甚至降低了生活費用，確實使低薪變得可以承受。這樣，美國的工薪在國際市場上就越來越有競爭力了。
當然，工薪只是勞動力成本的一個因素。技術的進步，生產組織的改善，都大大提高了每個工人的勞動生產率，使企業可以通過精簡用工量在高薪水平上降低勞動力成本。
根據美國勞工部的數據，2011年美國制造業的單位產值中所含的勞動力成本比十年前降低了13%。
與此同時，德國增加了2.3%，加拿大增加了18%，韓國增加了15%。這當然受各國貨幣價值之起伏的影響。
不過，這一來一去，僅美加之間在勞動力成本上的消長幅度就高達30%以上。比起歐洲和東亞來，則美國又有一個優勢，即地價很便宜。
像汽車、機械制造這樣占地大的產業，在美國更容易降低成本。所以，不僅美國制造業回流，歐洲和日韓等許多制造業公司，也紛紛到美國來設廠。
美國勞工部2011年底公布了2010年各國工價的數據，我們不妨列成下表進行分析。可以看出，美國人每小時的工價，比起西歐發達國家來普遍要低；比日本稍高，但基本在同一水平線上。
《華爾街日報》引用勞工部的數據：在2000-2010年間，以美元價值顯示，美國的小時工薪上漲39%，加拿大則為91%，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34個成員國平均上漲率為74%，大趨勢顯然對美國制造業有利。
當然，2009-2010年這一年的趨勢比較模糊：西歐幾個大國，如德、法、英、西班牙、意大利等，小時工價都在下跌，美國則緩升。
但日本、新加坡、韓國、加拿大、澳大利亞、挪威、瑞典等工業化國家的工價上漲幅度倍于甚至數倍于美國。阿根廷、巴西、菲律賓、墨西哥等發展中國家的工價上漲幅度更大。
也許我們可以說，如果美元下跌勢頭止住，歐元貶值，那么至少在發達國家中的工價比較中，美國工價相對下跌的趨勢可能會觸底。
不過，從這個表格中我們還可以看到，工價未必是制造業興衰的決定性因素。一般而言，經濟越發達、社會越富裕，工價就越高。不應該把發展程度不同的國家的工價簡單比較。
考慮到這個因素，筆者將各國的人均GDP和其小時工價進行比較，并用人均GDP除以小時工價，算出各國工人平均干多少小時才能創造出人均GDP來。小時越多，相對工價越貴。
同時，列出各國的“人類發展指數”作為參考，看看絕對工價和相對工價與老百姓的生活質量的關系。
結果發現，按照美國的平均工價，一個勞工一年要干1386個小時即能掙出美國的人均GDP來。如果按一天八小時算，這就是173個工作日多。
相比之下，德國勞工只需要工作1018個小時，也就是127個多工作日。德國的人均GDP遠低于美國，小時工價則比美國人高了9個美元多。
但是，在最近幾十年，恰恰是德國保持著其制造業的優勢。日本的制造業，也保持著相當的競爭力，沒有出現象美國那樣的慘淡景象。但日本的工價，大致和美國在一個水平上。
這里最為令人震驚的，還是發達國家和中國印度工價的比較。美國勞工部在公布中印數據時特別說明，兩國的統計非常不合國際標準，只能作為參考。
特別是印度，80%的勞工在非正式的部門（家庭作坊）工作；統計中的工價，則是組織化的正式企業的數據。而這20%的正式企業支付的工薪，比80%在非正式部門中勞工的工價高得多。
另外，中國最近的數據來自2008年。到2011年肯定有大幅度上漲。印度2007年的小時工價（1.17美元）比中國同年（1.06美元）還高一些，但沒有2008年的數據。
這些粗糙的統計數據，很難衡量各國之間（比如中印之間）細微的差別。但對于中印與發達國家如此之大的距離，則還是有重要的參考價值。
即使考慮到中國小時工價在最近三年有大幅上漲，估計在2011年也不過是美國的二十分之一。我們即使把中國的平均小時工價大幅度提高，中國人仍必須工作3000多個小時，400多天，才能掙出人均中國的GDP來。
中國經濟發展水平低，工薪低也是正常的。但是，菲律賓的人均GDP不及中國的一半，每小時工薪卻高于中國。這又如何用經濟發展水平還解釋呢？從人均GDP與平均小時工薪比來看，中國勞工從經濟成長中分享的份額實在太少。
如果單純討論經濟規律的話，也許還可以用“劉易斯拐點”來解釋：當城鄉二元化的結構沒有打破、大量農村剩余勞動力涌入城市、給工業部門提供了近乎無限的勞動力供應時，工價基本就是維持勞動力生存的最低成本。
等到城鄉二元經濟被統一為一體，農村剩余勞動力銳減，城鄉勞動生產率大致相當時，工薪水平就取決于邊際勞動生產力了。
問題是，如今中國大約一半人口在城市，“民工荒”已有多年，年輕勞動力的供應開始下降。在如此之低的工薪水平上，企業一提漲薪、人民幣升值就風聲鶴唳，似有存亡之危。
中國的小時工價即使上漲三倍，還是不及墨西哥。有多少企業界人士覺得工資上漲三倍后仍然能夠存活呢？
現在面臨的問題是：到哪里去尋找在“劉易斯拐點”之后決定工薪水平的邊際勞動生產力？看看發達國家，特別是德國和日本，其制造業從來沒有因為中國的崛起而土崩瓦解，而是集中于高端消費品以及精密儀器車床等生產用品。
韓國制造業崛起，也靠著在汽車、高檔電器等產品上的突破。這些產品利潤邊際大，對工人的素質要求高，也能夠把利潤大量回饋給勞動者。勞動者接受大量的回饋，才有資源自我發展，比如對子女的教育投資等等。
看看人均GDP與平均每小時工價的比，日本、韓國都在1400多，和發達國家大致持平，國民的教育素質已經超過了美國。
可惜，在高端制造業領域，中國的企業幾乎毫無表現。民工二代的教育長期被偏廢。隨著經濟的發展，生活費用日益提高，哪怕是維持勞動力的最低生活成本也不得不跟著上升。只有在高端產品領域的突破，才能帶來足夠的回報以滿足工薪的上漲。
事實上，在發達國家，“美國制造”雖然一度式微，“德國制造”、“日本制造”、“韓國制造”則都沒有被“中國制造”所打垮。各國不過是在根據自己的比較優勢進行國際分工。
目前邊際勞動生產力低的產業，能外包給中國的已經都外包給中國了。現在這些產業的利潤邊際難以應付中國工薪上漲的壓力，而越南、印度這些低薪國家也開始來搶飯碗。
同時，“美國制造”開始收復失地，壓縮了“中國制造”升級發展的空間。更不用說，中國經濟給普通勞工的回饋很低，使一般老百姓缺乏相應的消費能力，少數富人渴求的是海外高檔貨。
這些因素都抑制了內需。倚仗國內市場培養強大的制造業未免一相情愿。凡此種種，都對未來一二十年的“中國制造”提出了嚴峻挑戰。
魯公網安備 37060202000179號